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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虽然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独立战争，却并未呈现出“流血漂橹、兵荒马乱”的景象。从直观印象来看，美国革命似乎是一场相当保守的革命。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社会并未承受残酷的殖民压迫，也不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革命过程中，殖民地社会所经历的动荡十分有限：既看不到农民起义与大规模暴动，也难觅焚毁庄园、攻占监狱的激进场景。美国的革命者——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亦不同于罗伯斯庇尔、列宁或卡斯特罗那样激情四射、奔走于街头巷尾与乡野山林之间。他们显得克制而审慎，庄重而内敛。正如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所指出的那样，1776年的美国革命者几乎直接继承了18世纪世界上最为自由的社会，因此，即便是其中的激进派，与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相比，也近乎彻底的保守。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并未聚焦于革命的具体进程或关键事件。伍德更为关注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的转变，力图引导读者体会美国革命为这片土地带来的深层变革。在书稿前半部分，伍德详细展示了英国君主制体系如何渗透进北美殖民地的日常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中充斥着封建依附与贵族特权；政治被视为君主权威的自然延伸，依靠恩庇网络与门第观念运转；官职成为“绅士”确立社会等级与荣誉的重要工具；而父权制与家长制则构成了人际的基本纽带。总体而言，革命前的北美社会虽较欧洲更为富裕、相对平等，却依然深深嵌入君主制的运行逻辑之中。紧接着，伍德指出，正是革命在北美确立了一套以共和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美国革命所追求的不仅是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更是“个人的独立”——即个人彻底摆脱君主制社会中对他人的依附与支配。本书的方法带有强烈的社会思想史特征。比如此处，正是通过“财产”观念的转变，伍德具体呈现了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构。在共和理念之下，财产不再仅仅是物质占有，而被赋予了人格意义：它界定个人身份，是个人独立性的保障，使其免于外在的强制与控制。

　　在《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一书中，李剑鸣教授旗帜鲜明地点出了美国革命之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美国革命确立了现代民主的概念与样貌。民主制度并不是近代以来的新兴产物，相反在公元前的古希腊民主制度已然诞生，但碍于此时民主制度的粗糙，古典世代的民主终究昙花一现。基于这段历史，在美国革命以前，主流的政治思想恰恰都是反民主的，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混乱，幼稚，难以赓续。正是美国革命唤醒了沉睡了千百年的“民主”幽灵，并使其开启了以美国为起点走向全球的新旅程。

　　不过，此时的民主已然换上了“新装”。李剑鸣教授强调：“美国建国一代所作的工作，当然不是简单地从历史的深井中打捞出民主这件文物，使它重光于世……实际上，他们在各种机缘的促成下，悄然不觉地改造和扩展了民主的定义，塑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建国者从三个方面突破了政治文化。首先，以基于人民主权的代表制为标志，美国的建国一代区分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其次，伴随着“民主”概念的改变，“共和政体”也出现了现代转向。最终这两种不尽相同，且不容易共存的政体，最终共同落脚于、自由、平等、人民主权、代表制和公共福祉的基点上。最后，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得以调解，民主制度开始被视为有利于维护自由的体制。正是这样的改造使得“民主”这一古老制度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并开启了人类政治的新篇章。当1789年法国发生大革命之时，美国人已然将其视为美国民主实验在海外结出的第一枚硕果。

　　《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第二项突出的学术创新在于，李剑鸣教授为现代民主创生的复杂过程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新解释框架。现代民主在美国革命中的创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在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等不同政治理念于实践之中不断碰撞中诞生的，如何叙述和理解这一过程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之前的研究提出了种种民主主义与其他思想的对立“两分法”来进行叙事。比如，伍德也将民主制度在美国的生根落叶当作美国革命中最激进的一环，不过伍德认为民主主义乃是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在原本共和主义革命基础上的一次递进。李剑鸣教授认为，这种将美国革命视为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视为对立概念，两者前后取代的过程仍然难以准确地描述现代民主创生的过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李剑鸣教授提出了新的两分法来诠释这一过程。他认为，这一时期有关于现代民主的政治文化演进诞生于精英领导人与民众两股政治力量，精英主义和民众主义两股意识形态之间不断博弈的动态过程。与此同时，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演化也不是这两者的相互替代，或简单递进，而是在彼此共存的博弈中不断地折中诞生的。由此，现代民主的根本特征也在于精英与民众的共治。

　　《继承革命：美国的第一代人》（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mericans）是一部视角独到的美国早期史作品。作者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将目光投向美国革命之后出生的第一代美国人，避开了对建国精英与革命事件本身的重复书写。革命后的第一世代长期未得到学界充分注意，他们只是被视为革命的尾奏，或者杰克逊世代的序章。但阿普尔比却将镜头对准了这批未曾亲历革命的人，描绘了他们如何将父辈关于革命的抽象理念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阿普尔比这部极具创新性的作品极大地扩展了传统革命史的外延，使世人得以用全新的角度再次认识美国革命，其如何影响深远地重塑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以及国家认同。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阿普尔比触及了革命后美国的多个位面：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形成、政党政治的发展、工商业和领地的拓展，以及关于革命遗留问题——奴隶制的争端。本书最终聚焦于革命后的第一代美国人如何在国家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构建起美国的国家身份和主流叙事。阿普尔比指出，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经过这一代人的实践，对个人进取，社会改良，民主实验的认同已然刻入进美国的国家身份之中。不过，这样的国家身份由北方所主导，由于奴隶制所造成的裂痕，南方并不想分享北方关于革命遗产的解释，这样的分歧最终撕裂了联邦。

　　《感性和美国革命》（Se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是英国历史学家Sarah C. Knott带来的一部方法和视角都十分新颖的美国革命史作品。情感转向是史学界近20年方兴未艾的新趋势。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首重政治史，其次是社会史，Sarah C. Knott将情感史的方法和视角引入美国革命史有效地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同时Sarah C. Knott还将美国革命中的情感变迁放入了英帝国的历史语境之中，使得这部作品具备了宽广的跨大西洋视野。

　　简单来说，情感史主要研究个体与群体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情感表达、体验与规范，揭示情绪如何塑造社会行为、文化价值及政治决策。在《感性和美国革命》中，作者正是通过“感性”这一经典的情感史概念切入了革命时期个人与社会变迁。“Sensibility”,“感性”的理念深植于18世纪欧洲的哲学与文学语境中，被视为主体通过对外界的感知，体验获得知识的手段。具体到人与人之间，感性文化倡导人际之间通过感受、同情、情绪反应与他人建立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得以重新思考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感性”在法国大革命中十分重要。革命者认为“感性”可以将个人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使其远离旧制度的腐败与虚伪。Sarah认为，在美国革命中“感性”同样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缺乏君主，国教的社会，正是感性的情感为北美殖民地提供了凝聚社会群体的重要方式。比如，在独立战争期间，北美并没有成熟的军事传统来有效组织军队；因此，运用“感性”所缔结的兄弟情谊就对维系大陆军的团结至关重要。罗伯特·豪（Robert Howe）在其告别部队的演说中将军队描绘成由“感性”维系的共同体。

　　开阔的跨国视域是本书的另一个闪光点。Sarah聚焦于费城这一历史场域，不光缘于其在美国革命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也因为此时的费城是北美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拥有繁荣的印刷文化、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港口，来自大西洋的各种思想潮流都在此交汇。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就强调，感性文化能在北美广泛流行，正源于殖民地末期北美殖民地在文化上的英国化。仰赖于跨大西洋的印刷书籍网络，北美能够获得彼时英国本土大量关于感性的哲学书和感伤小说。乃至于，欧洲医学上关于感性的新解释也能通过大西洋网络在北美传播，构成了美国感性文化的基础。在本书的最后，作者也关注到，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大量的保守主义者批评，正是过分的感性才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惨烈的革命暴力，大洋彼岸的美国也不得不面对这些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