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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产业是在我国供给侧改革日益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情境下，由政府机构所倡导，力图为经济绿色化转型打造重要引擎的战略性部署，其最终价值诉求在于通过对绿色建筑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提供物质可能性。然而，市场环境中的绿色建筑产品往往得不到民众青睐，处于选择考量范畴中的边缘地带。因此，绿色建筑消费问题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而如何更好建构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是重中之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消费价值观的基点作用：个体消费行为的理念指引，个体价值判断的市场缩影。然而，当下的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权衡各建构主体的利益关系，也需要考量建构过程的资源获取、社会认同、自我调节等问题。为此，笔者以理性二分法为理论基础，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2 个方面切入，厘定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理念中的理性内涵，揭示建构行动中的理性逻辑，探析建构过程中的理性失衡表现及其原因，提出理性整合方向与理性整合要求，以期为制定可行的建构策略提供理性思维支撑。

　　工具理性即“目标理性”，是指通过预判和计算结果而达到目标的行动思维，换言之，是将目标、手段与效果作为根本行为取向，在理性权衡手段与目标、目标与效果、不同效果间的利弊差异后，做出合乎理性的决策[1]。其中，功利性是工具理性的主要特征，行动者需要时刻衡量行动后果的利弊得失，合理调整行动目标的优先级顺序，考量手段、目标、附带效果之间相互关系。简言之，工具理性是在功利目标的引导下，人类主动创造、选择与使用工具的实践理念，在注重效率效益中改善工具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在满足自我利益诉求中忽略工具自身的道德、伦理和价值。

　　价值理性即“伦理理性”，是指绝对化无视附带结果地信守某种价值理念而坚持行动的信仰 , 换言之，是将关乎宗教、审美、伦理等其他形式的信仰态度作为根本行为取向，完全不考虑产生的结果如何，始终坚定自身作为的合理。其中，绝对性是价值理性的重要特征，价值意义是行动主体赋予某一行动的唯一目标，无需考虑为实现价值目标所带来的利益性损失。简言之，价值理性是在价值意义的引领下，人类对自身实践行为的高度把握，关乎对社会伦理、科学真理、政治语态的内心需要，在倡导终极价值关怀中划分美善丑恶，在探寻“应然状态”中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起源于古典时期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诞生初期始终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二者是在人类面对客观世界做出“实然”与“应然”2 种回答，呈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然而，随着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日臻完善的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工具理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休谟问题探讨了“是”与“应该”和“事实”与“价值”的推导关系，更深化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状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行为逐渐走向形式化、世俗化与工具化，价值理性空间被逐渐扩张的工具理性所挤压和替代。行为理性发展为物质至上的工具理性，其中的价值关怀内容逐渐被抽离殆尽[2]。

　　健康的社会体系必然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说，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工具理性需要始终指向价值理性，在追求价值理性的前提下实现行为目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交织互构是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必须兼顾目的与意义，以工具理性发现客观规律、提供现实支撑，以价值理性响应内心意志、提供理念指导。一段时间以来，道德意义逐渐弱化和价值理性日渐式微造成了工具理性的错位发展和无限膨胀，导致人与生态相互掣肘、社会领域价值危机与优秀道德体系的褪色，迫切需要还原价值理性的基本底色，解答价值错位下的理性失衡问题。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体现着工具理性，具体来说，这一过程是各建构主体追求各自目标（经济效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公益）的行为，包括综合运用多重建构方式、手段、策略的能力水平。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工具理性来源于功利性动机，把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当作纯粹的机械部件运行来看待，强调对其进行计划、组织、管理与协调，其根本诉求在于找寻开展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最优手段、最优方法和最优效益，彰显着多元建构主体为开展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活动而创造工具、选择手段、组合策略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体现着价值理性，具体来说，就是多元建构主体基于各自的自我认知和绝对信仰（关于社会责任、道德伦理、人文情怀等），对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的建构意义与建构价值的自发认同和主动把握。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价值理性来源于社会性动机[3]，将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纳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强调 2 个系统的耦合互构、共建共融与协同发展，主要解答这种建构行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以期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促成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响应民众的诉求，助力经济的蜕变，满足社会的需要[4]。

　　理性是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同一问题的 2 个方面，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具体而言，一方面，若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则会造成各建构主体（绿色建筑企业、主管部门、社会组织等）基于各自利益的分裂状态[5]，以及各个主体在自我领域中的无序建构行为[6]，如企业基于经济利益对民众价值观的不良诱导；另一方面，若过度强调价值理性，则会导致建构过程的绝对理想化取向，造成建构手段的运用被严重束缚，甚至导致建构过程缺乏经济层级的带动，如在建构成本大量增加下的企业不作为行为倾向。因此，保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才是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平衡状态下，建构主体充分考量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产业发展需要、伦理道德规范与市场制度红线，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目标、选择可行手段、收获合法结果。这样不仅能够克服单独依赖某一种理性的种种弊端，也能够激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耦合效应，发挥工具理性在成本测算、技术支持、资源支撑等方面的工具作用[7]，以及价值理性在精神慰藉、情怀依靠、社会认同等方面的价值作用，将理性价值标准贯穿建构实践的全过程，维持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真实性、高效性与可持续性。

　　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一种社会建构行为不仅需要吸取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等领域的众多资源，也将自身的运行轨迹纳入到由多主体构成的复杂程序中。基于建构过程与外界的强关联性与建构行为的特殊性，必然导致对某类资源的特殊需求，也就容易造成对某一组织系统较为依赖，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在涉及多维组织系统的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动中，存在的不对称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 2 个层面，形成了建构行为对企业主体工具理性的全面趋附。

　　外部依赖程度是衡量某一行动所涉外部主体或组织的能量大小的可行工具，体现着外部多个系统的不同地位和话语权，以及成为关键性因素并影响这一行为决策的可能性。从理论视角来看，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决定性资源主要由政府机构、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所掌握，建构过程既要汲取来自企业主体基于工具理性的资源，也要博取来自其他社会主体基于价值理性的资源。然而，这一建构行为在本质上是市场范畴中供需理念的主动调节，显然在建构行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维依存网络中，企业主体受到相对较多的重视和依赖。具体而言，在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中，政府机构掌握着包括法律法规、财税政策、认证监管在内的保障性资源，社会组织掌握着包括公益目标、监督维权、社会资本在内的信任性资源，企业主体掌握着包括物质载体、理念解读、消费引导在内的动力性资源，前 2 类资源虽然对建构行为具有价值引领作用，但是能够为建构过程提供持续推进力量的，必然是基于工具理性的经营建构手段，这才是制约建构成效的核心功能[8]。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与企业经营活动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从价值目标来看，二者在改变民众消费观上趋向一致，任何一方需要基于另一方面的资源输送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标，因而，理想化的共赢模式中，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系统并不是企业经营“全集”中的“子集”，而是蕴含着独特性、专业性、公益性的理念体系。然而，实际中的建构行为往往由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以及工具理性的日渐膨胀，导致企业主体与建构系统的互动是地位不平等的。具体而言，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的积极建构，是在政府倡导和社会监督下，由建筑行业主导的带有行政性、经济性与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在出台的制度规范、行动纲领与激励政策下，绿色建筑企业只需迎合或假意迎合一部分政府导向和社会期望，就能获得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系统的大量经济利益，而企业主体主动付出与建构系统的真实收获并不完全等价，往往呈现出资源净流向企业主体的不平衡状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主动性”的出现绝大部分出于企业主体的利益驱动行为，难以进行实质性控制，从一定程度来看，企业主体以其工具理性掌握着“绝对”话语权。

　　在以上 2 种维度的不对称依存关系中，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系统不得不以企业主体为行动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主体的工具理性思维。因此，一方面，建构系统邀请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加入到决策系统，在建构总体规划时嵌入企业的功利性要求，并在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将绿色发展理念接入到企业发展文化之中，以求在唤醒企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博得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为了激发企业主体参与建构过程的主动性和持续性，在优化成效衡量标准的基础上，以确定企业主体经营活动的制度红线保障市场竞争环境，以出台正向激励方案与措施降低企业决策时的风险预期，以创新政企合作模式提升企业的象征资本。不难发现，建构系统采取文化性和制度性措施，其期望目标在于通过提供利好性环境和资源来消解企业主体的消极冷漠态度和不作为方式，这种策略如同互动双方的私下承诺，建构双方的信任体系[9]。总之，从现实来看，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难以脱离企业主体而独立运行，这不仅在于建构系统对于企业主体的资源依赖，也在于企业主体为建构系统提供着绝大多数的工具理性。

　　从社会角色理论来看，一项社会建构行为类似于一种“角色扮演”，决定“演出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角色义务（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角色权力（拥有的支配权力与合理报酬）与角色规范（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制度）。其中，角色义务不仅奠定了扮演行为的合理性基础，也是促使扮演行为获得社会支持的关键[10]。在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这意味着建构行为需要以价值理性为根本导向，在持续建构民众消费价值观的过程中维护社会公平、创造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不断厚植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的发展根基。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是具有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性民生行为，旨在通过消费观念的持续深化延展，以促成生态正义、社会正义与文化正义来获取社会信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社会服务行为，其逻辑起点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失衡、冲突矛盾与价值危机。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性，需要为建构行为提供理念引导的领路人——服务型政府，为建构行为划定合规范围，在引领建构行为的过程中，将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与以消费者为本的建构意识有效联通、实时传导并保持一致。同时，考虑到建构行为的主体——企业主体，普遍拥有水平不高的绿色消费文化和认知，因而需要政府机构具备一定的管理资源，以专业化、组织化、一体化的管理人才进行实施引导，以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对话机制促进实时互动。此外，政府机构需要建立与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系统的特殊“旋转门机制”，促进人才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充分运用，并以社会资本吸纳社会网络资源，在无形中为建构行为提供资源支撑。总之，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需要被公平正义理念所持续引导，在促进消费平等中获得价值理性认同。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旨在以知识互动的方式塑造绿色建筑消费文化氛围，使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得到合理性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服务行为，其逻辑起点是传统消费路径依赖下绿色消费文化的淡薄甚至缺失。为了践行担当作为的价值理性，需要能够为建构过程奠定文化底蕴的开拓者——文化性机构，基于我国市场发展实践和教育科研实力，探究消费价值观建构规律，营造民众喜闻乐见的绿色建筑消费文化，进而加速消费者社会化（绿色消费文化适应）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注重培育消费文化的同时，也要关注文化的消费，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消费行为发生时的精神文化特征，也要关注消费对象的物质文化特征，将文化产业作为消费观建构过程中文化载体与导向[11]。总之，文化性机构通过素质教育、文化娱乐、科普展览等多种方式，将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的过程充分融入其中，使其在改变接触态度、提升认知水平、达成意志共识中博得价值理性认同。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是利他奉献精神下的人文关怀行动，旨在通过志愿服务纾解社会消费焦虑，补充传统建构模式下的民意关怀不足，提升消费价值建构行为的公信力、影响力与传播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行为是社会工作中的一种形式，其逻辑起点是消费主义盛行下的价值困境与精神虚无。为了践行利他奉献的价值理性，需要能够帮助建构行为凝聚精神的协助者——公益性组织，在志同道合的人才集聚中激发建构系统活力，在深入消费者生活的志愿服务中，形成具有连贯性的精神交互关系[12]。同时，公益性组织必须坚持自身持有的社会性，以完善管理制度、吸纳社会资源、加强人才培育、强化信息披露，使公益组织能够完全独立于其他建构主体而健康存在，成为代表大众权益的建构行为监督者。总之，公益性组织以自身秉持的志愿性、利他性、自觉性等原则，将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贯穿到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中，在塑造行为规范、提供精神寄托、构建绿色消费语境中取得价值理性认同。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具有重要功能价值，一方面，能够在转变消费观念中促进供需理念的匹配一致，促成绿色建筑供给侧改革与绿色建筑消费升级的协调一致，进而为绿色建筑产业发展提供不竭需求拉力，为产城融合发展、生态宜居建设奠定绿色资本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民众在形成绿色消费价值观的同时，形成积极健康的绿色环保行为，塑造人人平等、代际平等、万物平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释放社会紧张压力，缓和社会焦虑心理，纾解社会冲突矛盾。然而，由于在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弥漫着理性失衡的样态，即建构行为注重经济效益的运营获取，弱化建构行为的社会公平意义，使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只是囿于市场经济范畴的自主性调试，不能在维护消费机会公平的前提下，形成绿色生活的社会风尚，彰显人本取向的正义性。

　　在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目标在于：更好地满足民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更好地塑造企业的供给质量。这内在要求着建构行为在价值理性上，以民众对生态宜居、消费和谐、自我价值等非世俗化需求为价值主体；在工具理性上，基于民众对融入绿色消费生活的现实需要，在提供适宜性工具载体中实现物质消费的相对自由。具体而言，一是将提升民众接受度和满意度作为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行为的基本导向，把民众的认知态度、客观评价、行为动向作为调节建构方法与节奏的重要指标；二是基于社会调查、市场调研与民意报告，以民众对绿色建筑消费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水平，作为衡量建构成效的根本标准；三是通过建构系统的制度资源创新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使民众不仅是理念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也是建构知识与技巧的创造者。

　　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的建构需要遵循工具理性的依赖逻辑和价值理性的认同逻辑，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过程中同一问题的 2 个方面，两者的统一是有效推进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建构进程的思维核心。然而，在实践中，工具理性的膨胀不断冲击着价值理性，使绿色建筑价值观建构行为走向价值迷失的境地。因此，在遵循绿色建筑消费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原则基础上，基于建构行为的理性失衡样态，在整合方向上需要兼顾公平与功效、整合道德和制度、嵌入到社会治理，在整合要求上需要以人为本、理念先行、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