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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极化传播生态的形成。多极化传播生态的主要表现是全球传播权力中心多元化，传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生态正在被多极化趋势所取代。首先，西方长期构建的“核心-边缘”传播路径与传播权力结构受到挑战。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新的合作思路与价值导向。其次，区域性舆论中心正在崛起。区域性大国在本区域内的话语权逐渐提升，其倡导的理念、政策等能够在区域舆论场中引发广泛的讨论与传播，进而带动整个区域舆论走向的形成。以东南亚为例，随着东盟国家在区域合作、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深入推进，印尼等区域性大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引导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区域性舆论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国际国内舆论多层次转化的蝴蝶效应明显。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本地舆论转换和互动不断增强。一方面，本地性议题因与本地社群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故而能够激发各方的参与热情，得以在极短的时间跨度内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广泛且快速的传播，使本地议题由区域内的焦点话题逐步演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热点；另一方面，全球议题常以本地化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本地化的叙事方式可以强化公众情感共鸣，同时，全球性议题往往吸引国际组织、跨国媒体或公众意见领袖的关注，这种外部的聚焦能够放大本地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参与热情，产生舆论放大的连锁效应，激发普通民众参与。

　　全球舆论的关注为本地议题带来更多资源和解决方案。国内或地方一个小事件通过社交媒体和国际新闻渠道迅速扩散到全球，形成“小事件触发大舆论”的跨境扩散。蝴蝶效应描述的是微小的初始事件如何通过复杂的互动和反馈机制，对整个系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国际舆论影响国内舆论、地方舆论的速度加快，借助社交媒体迅速到达地球村的任何一个角落，很容易形成蝴蝶效应。例如，国内事件通过国际传播发酵后，反向刺激国内舆论，国际批评可能激化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一个本地议题引发全球关注时，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利益群体的观点相互碰撞。这些不同主体的观点和诉求交织在一起，使得舆论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形成了多个层次。因此，当前全球舆论结构正从单一层次演变为“热点舆论次生/衍生舆论微观舆论”多层交织的复杂体系。

　　第二，AI技术加速国际舆论的虚假信息形成，并带来信任危机。AI生成的虚假信息在语言表达、逻辑结构等方面越来越接近真实内容，愈加难以辨别，并且AI驱动的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可快速制作虚假视频、音频，从而扰乱全球舆论场。国际事件中的虚假信息可能被恶意扩散，放大矛盾与误解，影响国际社会的互信机制。西方国家借助在AI技术上的先发优势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形成“数字霸权”，不断输出西方价值观和叙事框架，对非西方国家正面信息的“降权”和负面信息的“推送优化”，使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信息被边缘化，继而形成“舆论孤岛”，进一步加深了国际传播中的“技术鸿沟”，导致信息传播结构失衡。

　　第三，AI技术叠加视觉化强化了短视频化为主的国际舆论传播形式。短视频因其直观、简洁、易传播的特性，缩短了复杂信息的传递时间，使国际舆论扩散更快速。视觉化表达进一步超越语言障碍，使国际舆论更易渗透到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视频化虽使信息易于传播，但也可能由此导致舆论碎片化和偏见化。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会增强信息逼真度，导致其情绪化和煽动性。同时，由短视频平台主导舆论表达的视觉化趋势，算法推荐机制和短视频内容裂变式传播加速了热点议题的全球传播。

　　第三，圈层化强化情感极化，情感极化促进圈层间分化对抗，形成社交媒体上的国际舆论阵营对抗。情感极化成为维护圈层内部身份认同的有效策略。以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分裂与情绪激化为例，支持巴勒斯坦的圈层成员在不断分享巴方在军事冲突中平民伤亡、领土被占等信息的过程中，逐渐被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以及对以色列的愤怒等强烈情感所主导；而支持以色列的圈层则更多强调以色列的自卫权、面临的安全威胁等，进而滋生出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不满与怨恨。这种情感极化使双方难以理性看待对方的立场与诉求，两个阵营的成员开始互相试图用更激进的言论来维护自己所在圈层的立场与情感基调，原本复杂多样的国际舆论被简化为两个对立阵营，圈层间的分化对抗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交媒体上的阵营对抗。

　　风险社会强化了国际舆论的不确定性和负面认知。风险社会增加舆论事件发生的潜在危机和频率。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易被忽视的“灰犀牛”风险和难以预测的“黑天鹅”风险都可能引发全球舆论剧烈波动，还可能导致全球舆论格局的系统性风险，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全球舆论中的“不确定性感知”增强，风险事件频发导致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剧，全球舆论中的“末世情绪”“对立情绪”频繁出现，进一步强化公众对某些国家或群体的负面认知。

　　主体和平台多样化发展并促成平台壁垒。全球舆论传播主体和平台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受技术、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既有平台的演变上，如Twitter在被马斯克收购后，通过整合资源，升级AI技术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社交网络的定位，而是朝着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交流平台转变，使得不同行业、不同诉求的群体都能在新的X平台上发声，成为全球舆论的新参与者，极大丰富了舆论传播主体的构成。X的这种转变也刺激了其他社交平台或新兴网络平台的创新与竞争，更多小众化、垂直化、特色化的社交平台应运而生，它们分别聚焦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群体、特定兴趣爱好等，吸引着不同的国际受众群体，使国际受众可选择的表达观点的平台日益多样，有力地彰显了全球舆论传播主体和平台的多元化态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也在使用其他多元社交平台表达观点。另一方面，各种新兴平台不断涌现，如Tiktok作为不同于西方价值理念和审查方式的平台正在崛起，还有政府、企业和媒体纷纷使用社交平台甚至自己创立媒体发声。

　　其次，技术隔离形成“平台壁垒”。中国以百度、腾讯、阿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影响力，与西方以谷歌、微软、苹果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形成了独特的竞争格局，东西方差异和平台分割造成分裂和共识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并行发展。平台分割阻碍了不同平台及其用户间的交流互动，使公众更多从本地文化和立场出发解读国际事件，形成区域内部的一致和不同区域的对立。这种平台壁垒也表现在基于身份认同的平台用户聚集上，2025年初Tiktok难民大量涌入小红书即反映这一趋势。面临TikTok“不卖就禁”的威胁，寻找替代品的TikTok美国用户开始下载小红书，小红书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照片分享应用Lemon8登顶美国应用商店排行榜，而美国本土的社交媒体平台极少吃到TikTok用户搬家的红利。TikTok在美的大量年轻用户对其内容、社区氛围和使用习惯形成了情感依赖，小红书的用户、内容以及社区生态等让TikTok用户找到熟悉的身份认同。美国“TikTok难民”在小红书上与中国网友展开了友好交流，反映出社交平台在全球舆论演变中强化用户黏性、身份认同和调解地缘政治的作用。

　　第一，增强直面应对的主动性，逐步改变中国被塑造的舆论被动局面。我国已初步扭转了西方媒体全面主导全球舆论的局面，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中国对外传播仍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设置全球舆论议程的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应主动设置国际议程。面对全球性挑战，积极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重大国际议题上，主动发声，抢占舆论先机，引导全球舆论走向。同时，增加英语新闻供给，如政府网站、高校网站可增设英文版。此外，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英文新闻，包括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采用符合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本土化表达方式，提供高质量、有深度、有价值的英文新闻内容。

　　第二，在全球舆论场中可借鉴西方的传播策略回应西方叙事。中国在应对涉际舆论中应掌握西方媒体的表达方式和逻辑，可借鉴西方的语言和价值观来阐述中国的故事。回应西方舆论时，要注重理解西方受众的诉求点和价值观，站在西方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升传播效果。面临美西方对华“舆论围攻”，不仅要见招拆招，妥善处置，更要针对其诉求点，主动出击。此外，建议充分考虑舆论战、信息战的困难程度和全球舆论环境的复杂多变的特性，针对不实信息建立新闻核查，需要不断更新核查方法，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核查策略。

　　第三，内外联动，扩大内外互动的效率。内外联动旨在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畅通中外沟通对话渠道，打造涉华全球舆论引导的“统一战线”，共同应对西方舆论的挑战。打好内外联动的“组合拳”，要完善制度规划的顶层设计，提升中国作为重要的区域性舆论中心的正面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回应国际关切，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如2023年以来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入境外国旅客迅速增长，并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中国游”的积极舆论。

　　第四，提前布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语料库训练。加强社交机器人账号的建立以此提高计算宣传的效率和针对性，建立涵盖多种语言、多个领域的语料库，以确保生成的文本内容更加准确、丰富，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同场景的舆论引导。还可应用AI检测技术，投入资源研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生成虚假信息的检测技术，如新华社发布的“新华较真”智能安全引擎，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全内容进行智能识别、审核，及时防范虚假信息的传播，做到“用AI打败AI，以技术制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