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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以色列军事重点由“南征”加沙转向“北伐”黎巴嫩，无力同时跨境“东击”更为强大和难缠的伊朗。以色列毕竟是小国，战略回旋空间、综合实力、军火储备和常规军力规模均十分有限。在漫长的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逐步形成各个击破、努力掌握制空权、集中力量解除优先威胁的策略。对于面积是自身几十倍、军事力量强大而且远隔阿拉伯半岛的伊朗，以色列无法重现既往它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等邻国的军事胜利奇迹。如果反击效果不彰或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以色列维护几十年的战略威慑将变成“皇帝的新装”，“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会破产，国家安全势必陷入新的困境，面临新的挑战。

　　其四，美以关系是以色列迟迟没有反击伊朗的关键外交因素。尽管美国将以色列安全列为中东核心利益之首，但是，华盛顿的战略重心早已不再是中东而向欧洲和“印太”地区转移，尤其不希望战火蔓延到波斯湾而将美国和伊朗拖进直接冲突。随着白宫争夺战接近“赛点”，担心冲击选票的拜登政府对好战的以色列政府日益不满，抱怨近乎公开，强烈反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担心引发核泄漏或导致德黑兰退出核不扩散体系；也规劝以色列尽量放过伊朗石油设施，以免引发新的全球性能源危机。

　　其五，海湾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升级和扩大与伊朗的冲突，也让以色列举棋不定。这轮冲突已廓清中东地缘新格局——传统上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对以冲突不复存在，让位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与以对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六个阿拉伯国家，也都努力维持与伊朗对话与和解成果，期盼中东和平，聚焦自身发展，既不希望以色列一意孤行而恶化民间舆论，更不想被拖进更大范围战端。如果以色列报复伊朗而引发局势失控，美以阿三方近年努力建设的“中东小多边”或“中东版北约”安全体系将会流产，以色列会葬送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