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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石窟是中国所有石窟壁画中，被揭取最严重的一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东方在沉暮中徘徊，一众踏着黄沙而来的西方探险者开启了一场文明的流失。中国壁画中最出色的代表——寺观、石窟壁画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奥登堡、大谷光瑞等人深入河西走廊远至新疆，文物商贩卢芹斋等人活跃于中原。于是，精美的中国壁画如同一部被撕碎的史诗——新疆壁画多流落于欧洲和日本，山西壁画飘零美国和加拿大。

　　那场“丝绸之路大美术展”，中国并没有参加，展厅中却陈列着大量精美的中国壁画，尤其那几幅出自克孜尔石窟的珍品，深深刺痛了他。那时，他还没有去过克孜尔石窟，没有想到，与克孜尔石窟壁画原作的初见，竟是在异国他乡。那一刻，他站在别国的土地上，越是细看，越是心痛。王岩松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如果不出国，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壁画，我们都没有机会见到。”这让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便现在无法追回这些遗珍，但如果能用自己的技艺临摹复制出来，让国人欣赏到这些壁画，不也令人欣慰吗？何不把流失国外的这些壁画，“画”回故土？由此，王岩松开始四处奔走搜集资料，临摹流失海外的壁画。

　　赵莉每天抢时间拍照、建档，哪怕是指甲盖大一点的文物，也捧在手心拍摄，每天在18度恒温恒湿的库房里工作得大汗淋漓。她为库房里的新疆文物系统地建立了卡片档案，查出了很多博物馆原档案中存在的差错，也帮助博物馆解决了不少疑问。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非常认可赵莉的工作，但因为拍摄雕塑时需要搬动文物，博物馆时任亚洲部主任和赵莉有些分歧，好在当时的馆长鲁克思非常理解她的特殊情结。“面对着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就好像是我们家丢失的孩子，这些宝贝丢失100年了，好不容易找到它，我必须得把家底摸清楚。”赵莉说。

　　将散落世界的壁画“归位”，比搜集资料更为艰难。当年德国探险队将壁画揭取后，为了方便携带，把壁画切成了小块，到了柏林以后再把它们拼接起来，结果拼错了很多，有些把不同洞窟的壁画拼接在一起，还有些居然和其他风格相似的石窟壁画混在一起，分辨极其困难。还有许多壁画边缘严重损毁，有些碎成小碎块，难以衔接。曾有人说她这项工作像拼图游戏，赵莉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绝非拼图那样简单：拼图中相邻两块的图案颜色衔接自然连续，拼接后更是严丝合缝，无须应对文物本体的复杂损耗与信息缺失。”

　　“我不是把图像存放在电脑里，而是将洞窟结构与壁画细节铭刻在大脑中。每当发现某幅壁画可能与某个洞窟相关，大脑便会自动建立链接，给壁画归位。”赵莉这样形容她的工作。壁画复原的过程恰似刑侦破案，容不得半点疏漏，需细究每一处蛛丝马迹 —— 既要逐帧核对图像内容的衔接吻合度，也要精准校验尺寸比例的适配性。有时即便完成复原，搁置一两日后再复盘，一旦发现细节偏差，便只能毫不犹豫推倒重来。而对于那些尚未明确原位的壁画残片，她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反复推演、琢磨其归属，力求还原历史原貌。

　　天已经黑了，江苏理工学院传统壁画研究所的工作室里，王岩松仍在作画。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一直在研究、临摹中国传统壁画尤其是流失海外的部分。尽管由于工作原因，王岩松可以零距离贴近国内壁画，但搜集流失国外的壁画信息则颇费心力。“好在国外博物馆允许拍照。”王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国外博物馆，他常常一大早进馆，“看着这些海外珍迹会忘了饥饿”。当然，除了亲摄，他也借助同行共享的资料、学者提供的文献，以及网络数据库。对不同来源的材料，他都会仔细比对、深入研究。

　　这两铺《平阳府朝元图》现为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原址古建筑早已不复存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山中商会将这些壁画切割制成六幅卷轴画，将干硬的泥地仗换成了柔软的棉布撑托，这件作品先运到日本，后又辗转到了纽约，再从纽约倒卖到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经多次修缮，留存至今。画中朝元的主要神祇和部属被描摹得栩栩如生，堪称元代壁画艺术的巅峰。熟悉壁画者或觉其与芮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颇为相似，王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者一脉相承，而永乐宫壁画完成的时间比这铺要晚，虽同属民间绘画系统，却带有更强的官方背景，也许出资人地位更高、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规模更为宏伟，并采用沥粉贴金，等级更高。

　　当然，有些壁画的流失有其复杂的原因。王岩松在复制《药师经变图》时了解到，在广胜寺下寺后院东厢房廊檐下存民国18年（1929年）所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碑文记载了卖壁画的经过：“1928年，广胜寺濒临坍塌，僧人不得已出售壁画《药师经变图》予古董商，筹款修寺，否则寺毁画亡，实属无奈。”其中，《药师经变图》被纽约收藏家赛克勒收购，1964年，捐献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复后永久性地陈列在以赛克勒命名的大厅里。广胜下寺后殿南西壁的《菩萨伏案图》于1950年由卢芹斋捐赠给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而如今，广胜寺除水神庙存有元代壁画外，其余仅余切割痕迹与零星残片。

　　如今，山西寺观壁画大量流失在北美，而新疆壁画多被西域考察队或盗宝队带去了欧洲和日本。其中，一些已损毁、不复存世的壁画，在王岩松手里得以“重生”，例如本属于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誓愿图》。《誓愿图》15幅，展现释迦牟尼前世与过去佛的十五次相遇，并被预言未来成佛的场景。20世纪初，柏孜克里克石窟被德国探险者勒柯克严重破坏，他将《誓愿图》揭取运到柏林，之后毁于二战战火。二战爆发前，勒柯克曾在1913年出版大型画册《高昌》，王岩松根据画册将已经毁去的壁画《誓愿图》复原了出来，“只为给后人留下一点残存的记忆”。

　　每当临摹古代壁画，王岩松常忆起昔日在山西幽静寺庙中的时光——阳光斜照，满壁斑斓，仿佛能触摸到古代匠师作画时的虔诚。为还原传统壁画的气息与神韵，他运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尺寸复制壁画。在江苏复制壁画，专程从山西运土；为防开裂，在泥中掺入麻刀与沙子；颜料与调色，亦遵循古法。甚至连墙体变化导致的剥落、变色等细微痕迹，他都一一描摹，力求形貌逼近原作。有些壁画不足半平方米，却需临摹一两个月。“我要做的，是收敛艺术创作的欲望与个性，尽显古人之韵。”王岩松说。

　　对赵莉而言，壁画的数字归位不仅是视觉层面的精准复原，更实现了流散四方的图像信息重归原位。依托这些复原后的壁画，诸多此前悬而未决的题材得以明确考证，而题材背后蕴含的佛教思想，亦清晰勾勒出克孜尔石窟当年盛行的佛教派别。为破解龟兹石窟群中诸多未解之谜，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后，赵莉计划将研究延伸至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复原领域。文物保护与学术探索之路从无止境，正如她时常感念的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