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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它的长期老板鲁珀特·默多克一样，《纽约邮报》是右翼的，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它把抗议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学生描绘成哈马斯的辩护人（在加沙，已有一万多名儿童丧生），还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打压活动人士和大学校长的行为喝彩。它粗鲁地反对寻求庇护者涌入这座城市，而这种涌入在2022年至2024年间达到了顶峰。一个以移民为中心的渎职故事被添油加醋地报道。例如，布鲁克林杰里森海滩的一场街头斗殴被渲染成了 “血腥的移民混战”。任何犯罪率的上升，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被认为的，都成了这份报纸宣称纽约——按照它最喜欢的页头标题所说——是 “处于危机中的城市” 的理由。

　　总体而言，人常遭到《纽约邮报》的抨击。（今年4月，一篇关于前州长安德鲁·科莫的头版报道标题为 “变态把戏”——这可不是它最好的标题——内容是关于州纳税人的钱如何被用来 “解决好色之徒安迪的性骚扰诉讼”。）但如果一个人足够保守，尤其是在犯罪问题上，他可能会得到宽容。埃里克·亚当斯如今因一些轻微腐败问题而声名受损，他能当上市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2021年竞选期间《纽约邮报》数月来的正面报道。“作为一名有着22年警龄的警察，亚当斯理解这场危机。” 该报编辑委员会热情洋溢且极度支持警察的社论中这样写道，“他阐述了一条清晰、坚定且符合常识的道路来清理我们的街道。”

　　然而，这份报纸在名义上自由派的纽约却拥有真正的影响力。它就一些长期重要的地方问题发表社论——公共交通、房地产、尼克斯队起伏不定的命运——并主导实质性的政治调查。这座城市没有其他媒体能像它那样全面报道州长凯茜·霍楚尔与唐纳德·特朗普在新宾州车站建设问题上的斗争，或者他们围绕纽约拥堵收费法（今年1月生效）的持续政治争斗，又或者是最近——相当可疑地——撤销的针对市长亚当斯（曾是《纽约邮报》的宠儿）的联邦腐败案件。

　　《纽约邮报》致力于这种细致入微、针锋相对的都市新闻报道，尽管报道存在严重的倾向性，但这种做法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罕见。它的小报竞争对手《每日新闻》仍在苦苦支撑，但在其母公司被一家以裁减新闻编辑室闻名的对冲基金收购后，它的发行量稳步下降，员工数量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已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能赚得盆满钵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烹饪应用程序和一系列令人上瘾的游戏，它在这个岌岌可危的行业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但在本地新闻方面，《》——我认为这很可耻——已经退缩了。去年，该报宣布将不再对地方选举发表支持意见，其出色的都市版的报道范围也大幅缩小。

　　这份报纸也是一种展示自我身份的方式。在爱乐乐团的演出过程中，一位作曲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讲述她的协奏曲如何受到气候危机的启发。许多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我旁边的人却面无表情，无精打采地用食指敲打着他的《纽约邮报》。我觉得我能读懂他的心思：他是来听音乐的，而不是听这种格蕾塔·桑伯格式的陈词滥调。我不认识他，但有那么一刻，从某种典型意义上来说，我似乎了解他。鲁迪·朱利安尼——他是个虐待狂，没错，但却是我们的虐待狂——能背诵威尔第《弄臣》中的段落。

　　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矛盾是，我无法让自己讨厌《纽约邮报》。我觉得它的政治立场可憎，但它的声音却让人无法抗拒。我会读它著名的八卦专栏 “第六页”，还会浏览星座运势。我快速浏览本地政治和政府相关的报道——尽管有倾向性，但报道往往很详实——并试着把有关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文章当作我平常所生活的现实的哈哈镜来读。在某一页上，娱乐评论家约翰尼·奥列克辛斯基那断断续续的措辞和对名人自恋情结毫不在意的态度让我捧腹大笑。（“火箭人不断坠落，” 他曾这样评价埃尔顿·约翰。最近，他对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奥赛罗》的百老汇制片人抱怨票价过高，这让制片人非常恼火，以至于该剧的公关人员取消了通常提供给评论家的免费门票。）几页之后，新保守派专栏作家迈克尔·古德温极其恶劣地歪曲事实，还带着一种自鸣得意的笃定，这让我恨不得把这份报纸付之一炬。《纽约邮报》和我：这是一段我不知如何彻底摆脱的糟糕关系。

　　更糟糕的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摆脱它。如果我外出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通常会让朋友去报摊看看，以免错过那精彩的头版标题的纸质版。如果我身处一个有很多度假的纽约人的地方，我会步行去寻找，因为我知道附近很可能有一份《纽约邮报》。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突袭海湖庄园（寻找涉嫌处理不当的）后，我冲进玛莎葡萄园岛的一家酒类商店，成功买到了一份《纽约邮报》。封面上是脸颊通红的特朗普。标题是：“你本可以直接开口要的。”

　　《纽约邮报》是美国最古老的日报，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801年创立。汉密尔顿和他的一群联邦党同僚凑钱创办了这份新兴的大报，当时它叫《晚邮报》，目的是表达他们对新当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民粹主义自由派政党——民主共和党——的不满。那一年，杰斐逊避免向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而是以信件的形式传达信息。汉密尔顿——就像开着法拉利在小镇的后街疾驰一样，利用他的新报纸——写了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文章，逐一驳斥对手论点中的 “荒谬之处”。他写道，总统的信息 “是一场表演，应该让所有为我们政府的安全、国家的尊严和福祉感到焦虑的人警惕起来”。将焦虑当作一种职责，把利害关系上升到关乎生存的高度，将个人恩怨伪装成新闻——从一开始，这份报纸就充斥着夸张的言辞。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历经多位编辑，《纽约邮报》支持了许多事业，包括废奴主义、集体谈判，以及反对中央银行。（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关注点是表演艺术：它几乎一直都有一位戏剧评论家。）1939年，金融女继承人多萝西·希夫买下了这份报纸，并将它变成了一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自由派的小报，在犹太中上层阶级中尤其受欢迎。像默里·肯普顿和皮特·哈米尔这样有社会意识的记者曾担任该报的专栏作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种安逸的慵懒氛围笼罩着这份报纸；它受人尊敬，但读者却不多。1962年，希夫宣布自己担任编辑——据《纽约邮报》的校友诺拉·艾芙隆说，她 “将报纸的重点从犀利的调查性和自由派风格转变为轻浮、八卦且以女性为导向”——但她不愿花钱在竞争激烈的小报市场上一争高下。

　　大众的叙述往往对希夫不太公平，过于关注这份报纸后期的衰落，而忽略了在她的领导下《纽约邮报》常常达到的真正卓越的水准。肯普顿和哈米尔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偶像，1975年，希夫聘请了弗兰克·里奇，他后来成为了20世纪后期最优秀的戏剧评论家之一。在希夫的管理下，这份报纸甚至出现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在1964年的诗歌《女士之死的那天》中，这首充满逃避悲伤情绪的有力小曲里，弗兰克·奥哈拉提到了《纽约邮报》，因为是它告知了他偶像比莉·荷莉戴的死讯：

　　这种风格上的变化让《纽约邮报》更有趣了，尽管也更不严谨了。这份报纸选边站队，先是帮助倾向保守派的人埃德·科赫入主格雷西大厦，之后又将支持的精力投入到包括朱利安尼在内的保守派身上。它的记者积极地报道这座城市，且带着一种对抗的锋芒。默多克的第一个举措之一就是加大报纸上图片的色彩和尺寸。1979年，博南诺犯罪家族的头目卡迈恩·加兰特被杀，摄影师哈尔·戈尔登伯格跑到布鲁克林的一个屋顶上，拍下了这个黑帮分子冷却的尸体。“那就是卡迈恩，” 他在《残骸之纸》中得意地说，“嘴里叼着雪茄，一只眼睛被打爆了。我开始拍照。” 在加兰特葬礼那天，一名记者 “被推搡并受到威胁”，一名摄影师还被打了。该报让大人物——以同样昂扬、戏剧性的方式填充歌剧的人物——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我当时同意她的看法，现在依然如此。满是事实的《》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我的台阶上。但在很久以前的那些地铁旅程中，我总会偷看《纽约邮报》，对它标题中的文字游戏和图片的可怕直白暗自窃笑。《纽约邮报》所针对的是我开始爱上的这座疯狂且不讲道理的城市，而在《》上，我并不总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质感。在我三十多岁的某个时候，我开始偷偷买《纽约邮报》，在户外读这份小报，然后把它扔掉，就像一个隐藏自己吸烟习惯的烟民。

　　有一个传说，邓利维假装成一名悲伤辅导员，企图独家采访连环杀手 “山姆之子” 的最后一名受害者斯泰西·莫斯科维茨的母亲。邓利维通常是个半醉且厚颜的调情者，他穿上最好的乖乖男服装，设法接近莫斯科维茨的母亲。他和她变得非常亲密——即使在承认自己的不诚实之后——以至于她拒绝和《每日新闻》的记者交谈。在另一个轶事里，邓利维与一位同事的未婚妻在户外的雪堆上发生了性关系。在书中，那位被戴绿帽的编辑只是一笑了之，把这归结为那些疯狂的旧日时光。

　　“我得说说这些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加恩斯说，“他们很直率。他们不会当面微笑，背后捅你一刀。” 备受尊敬的记者帕梅拉·纽柯克表示，对《纽约邮报》来说，“针对黑人的罪行，无论多么恶劣，都不被认为有新闻价值”。相反，如果一个黑人哪怕只是被怀疑犯罪，《纽约邮报》就会把报道音量调到危险的分贝，有时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在1989年臭名昭著的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一名28岁的女子被残忍并殴打至昏迷，《纽约邮报》刊登了那些后来被证实是被迫做出的供词，以及如今被称为 “被的五人” 的年轻男子的姓名和地址，还每天敦促判定他们有罪。尤瑟夫·萨拉姆是 “被的五人” 之一，他现在是纽约市议会的议员，他比这份报纸应得的更加冷静地总结了他与这份报纸的经历：“《纽约邮报》在对黑人社区的负面报道方面是最不宽容的媒体之一。”

　　很容易理解那些低俗内容的吸引力，它们很适合被扩展成长篇报道。作家兼历史学家加里·威尔斯在他那本获得普利策奖的伟大著作《林肯在葛底斯堡：重塑美国的文字》（1992 年）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林肯语言的简洁有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新兴的科技力量：“铁路、电报、轮船”。林肯那简短重复、句法简单的句子——“我们无法奉献，我们无法圣化，我们无法神化这片土地”——与他所处社会对速度的新癖好有关。相比之下，《纽约邮报》的语言借鉴了暴力的音效：听起来像武器，毫不留情地打击目标。九十岁的八卦作家辛迪·亚当斯那句法错乱、带有意第绪幽默风格的文字，完美地体现了《纽约邮报》的风格。以下是亚当斯最近对老纽约的遐想——怀旧与反动的冷笑并存：

　　杂志编辑并不是唯一对《纽约邮报》有特殊癖好的自命不凡的纽约人。八十年代末备受赞誉的诺普夫出版社编辑桑尼·梅塔 “出版过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却从不错过一天的《纽约邮报》”。金融界人士穿梭于各种晚会之间，也时刻关注着这份报纸的动态。记者詹妮弗·费尔米诺说：“《纽约邮报》喜欢上东区那些有钱的慈善家群体。在很多方面，那是它的读者基础。” 另一方面，斯派克·李加入了抗议该报种族主义漫画的行列，还拒绝与该报的记者交谈。

　　纽约常被称为一个 “报纸之城”。曾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有进取心的报童曾是一个常见的形象。1912 年，改革派摄影师刘易斯·海因捕捉到哈莱姆区一个疲惫的男孩，他戴着帽子，穿着满是灰尘的靴子，睡在一堆报纸上。1943 年，戈登·帕克斯拍摄了一个穿着粗糙法兰绒夹克的黑人小孩，他身后是一则关于 “国内的黑人” 的文章广告。然而现在，灭绝的寒意弥漫在空中。除了日渐式微的《每日新闻》和疏于职守的《》，曾以无与伦比的活力报道六七十年代纽约反主流文化以及八九十年代嘻哈风潮下的青年时代精神的《乡村之声》也已枯竭。它的网站成了其档案资料的杂乱仓库。

　　《纽约邮报》依然屹立不倒，填补了那些更有职业道德的媒体留下的空白。这只是美国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例子。那些坚持要把事情说清楚的人用温和、拘谨的声音说话，相信听众能理解语气中的微妙之处。毕竟，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的 “个人城市”，由微小但真实的印象组成。何必这么做呢？《纽约邮报》继续大声叫嚷——从我们上一次全国选举的情况来看，纽约几乎各个群体都倒向了唐纳德·特朗普（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默多克的报纸上塑造的），纽约人也一直在听它叫嚷。